丛德滋(1910．11—1942．4) , 字悦生，中共党员，祖籍山东省文登县。

    1927年秋，丛德滋从凤城第二师范学校毕业，192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进一步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锻炼。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丛德滋曾在北平平绥铁路局勤工俭学，使他能够经常和工人群众接触，因而受到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的影响。

    1935年9月，红军北上先遣支队攻克天险腊子口，形成了北出甘南、最后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态势，蒋介石赶忙调东北军开赴陕西，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丛德滋随军于9月底到达西安，担任总部办公厅第六科校级科员，从事情报工作。此际，丛德滋进一步倾向革命，拥护我党的团结一致进行抗日的方针政策，并以各种手法作掩护，在《西京民报》和<西北向导>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接管了政训处，并将其改为政治处。不久，罗瑞卿同志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政治处，丛德滋参加该处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的胜利，深刻地教育、鼓舞了丛德滋，使他满怀抗日救国必胜的希望；蒋介石背信弃义，消灭异己的无耻行径，又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再次陷入忧国忧民的境地。

    同年农历十一月，丛德滋经山西太原至延安，后又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林伯渠同志见了面。不久，他应曾在东北军工作过、时任甘肃学院文学系主任王治民之邀，并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于1937年底到达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丛德滋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938年1月15日，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请示谢觉哉创办通讯社，得到谢觉哉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但国民党当局对于革命宣传极为恐惧，千方百计阻挠革命刊物的出版发行，因此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对通讯社的立案登记迟迟不予批准。鉴于这种情况，他便请王治民先生出面，多次找甘肃省党部书记赵清正商谈。经过一番斗争和努力，民众通讯社终于被批准登记，社址设在南府街79号(现金塔巷)并于当年3月1日开始正式发稿。与此同时，丛德滋还和王德谦、吴皋元、袁弱水、王治民、汪祖继、大江等人创办了<战号>旬刊，社址也设在南府街79号，并于3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

    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社不仅为我党提供了良好的宣传舆论阵地，而且成为掩护我党同志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机关，收容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转送站。

    在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派特务监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活动，迫害接近“八办”的进步人士的情况下，丛德滋利用合法的身份，把民众通讯社变成党员和人民群众同办事处联系的联络站。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东北大学同学，以及党派遣的同志来兰后，不少是先住在民众通讯社，根据党的指示，由丛德滋等出面想方设法安排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同年4月28 日，萧军、塞克、王洛宾等人来兰后都先住在丛德滋家，同年12月共产党员李耀华(李振远)、周琦(周梅影)、东方明(丛润滋)三位同志到兰工作，也住在民众通讯社，丛德滋通过朋友关系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些失散的红西路军人员到兰州后不便公开与办事处联系，就先到民众通讯社接头，随后由丛德滋利用夜间送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再由“八办”转送延安。

    这年4月以后，丛德滋担任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组长职务。他主持编辑《抗敌》杂志，在《抗敌》以及1939年4月25 日创刊的《政论》等杂志上署名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的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入手，说明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就必然取得胜利；有的论述我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路线，说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性，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丛德滋说来，凡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抗日救亡的事，都是他的分内事，他都积极热情地去做。他除了把通讯社办好之外，还对其他进步新闻出版文化等组织也倍加关心。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经过与反动派的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遂逐渐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十个分店。丛德滋十分尊敬邹韬奋，主动结识了生活书店理事杜重远先生。

    这年秋，根据丛德滋的历史和在兰州的具体表现，由谢觉哉、伍修权介绍并征得中共甘肃工委同意、党中央批准，接受丛德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党中央批准，丛德滋还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情报工作。丛德滋平时很注意组织发展工作和对新党员进行思想教育。

    丛德滋还热心教育引导青年参加革命，向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不断地推荐进步青年去了延安。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不断加剧，甘肃革命斗争形势更加紧张。1940年6月6日，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惠光前)、赵子明等被捕，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丛德滋对眼前形势和个人的处境作了分析，认为由于他两年来的工作，在兰州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加上当时他的职业掩护，身份并未暴露，处境虽然不利但一时可能还不会有大的危险。鉴于此，他继续留在兰州坚持工作。1941年1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白色恐怖随即笼罩了兰州。在特务如林的环境下，丛德滋的活动逐渐被特务觉察，加上叛徒的出卖，使他面临极大危险。对此，丛德滋也有察觉，同志们劝他撤离兰州，但是他不愿意立刻就走，他说：“前方流血，后方坚持。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就这样他继续冒着危险，忘我地工作在革命斗争第一线。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丛德滋接到曾扩情请他吃饭的通知。根据近来曾扩情对他的反常态度，他觉得有可能发生意外。因而丛德滋一到政治部就被国民党甘肃省调统室主任沈贵德逮捕，投入兰州沙沟秘密监狱。

    丛德滋被捕以后，敌人开始企图以名誉地位、物质利益来诱骗他变节。特务头子孙步墀等人亲自找他谈话，企图软化他。对此。丛德滋意志坚定，严守党的机密，丛德滋被捕以后，党组织和他的好友积极设法营救，可惜都未成功。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丛德滋加剧折磨，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使他身体日益损坏，最后竟身染重病。特务们不但不予治疗，反而在他高烧之时让他喝洗菜的污水。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丛德滋于194年4月19日在狱中不幸逝世，时年32岁。

    当时，中共甘肃工委已遭破坏，伍修权同志也已于1941年5月调回延安，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实际已停止工作。同志们和丛德滋生前友好冒着危险为他料理后事，将烈士遗体葬入兰州城东的五省义地基场并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丛德滋同志很高的评价，将其遗骨移入兰州华林山革命烈士公墓。

    全国解放后，中央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谢觉哉首先想到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丛德滋，把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于1951年1月15日亲笔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到丛德滋同志的妻子王竹青手里。

    丛德滋同志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忠于党的事业，严于职守，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在白色恐怖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除白天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采访新闻，搜集情报外，夜

间往往还要伏案撰稿，对革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他勤奋好学，博学卓识，党性坚强，品德优秀，才华出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新闻战士。他为人民的自由幸福和民族的解放贡献了短暂的一生。

（责任编辑王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