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四月十六日，我们奉了陕甘游击队与省委两方面的命令，负责组织甘肃警三旅(王子元部)的兵变。当晚动身后，途中艰难前进，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安抵靖远，当即很顺利地和团（党）委接上头，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兹将经过报告于下：

I、王部士兵斗争情绪的高涨。王子元前为石子俊旧部，十九年与该部脱离关系后，曾于去年二、三月间，受雷中田委为甘肃保安总司令部第一游击司令职。当时，人不及三百，杂枪百余支。月后逐渐扩充，至去年秋后，已有士兵近两千人，枪一千一百余支。但因该部士兵生活的极端恶化，于是零星哗变与携械逃亡即不断的发生。截至今年一月止，士兵哗变与逃亡者约四百余人，枪三百余支。尤以今年第一营的兵变，他们在旧历年节前两天，士兵集合起来发动要年关欠饷的斗争，当时因无人领导，加以王子元百般地威吓与欺骗，这一斗争，就没有得到一点结果。一月间，值该地土匪王宗仁来攻，一营的士兵见有机可乘，于是在“干毬不成”(发动时的口号)的口号之下，携械哗变(当时要求下级官长同走，但下级官长不动，他们自己走了。走后还没有一月，在定西一带，被白区[军]完全交械，得到惨痛的失败)。这一营要算是王子元的中心部队，枪支很好，战斗力亦强。哗变后，王子元声势因之大减，此后零星逃亡现象接二连三的发生，赶我们到后，王部官兵合计不过一千人而已。这时士兵的生活比以前更坏，阴历三月将尽，天气已经很热，但一般士兵还穿着破棉军(服)带皮帽子，鞋袜烂成一堆(约有一半赤足)，每天吃着黄米稀饭，去年曾有每人三分菜洋也取消了。士兵怨声载道，大骂长官(该部纪律非常松懈，弟兄骂官长，官长装做没有听见)。当我们到后的前几天，曾有一大批士兵准备哗变的谣传，虽未实现，但给予反动官长的惊恐已经不小了。

Ⅱ、三旅一般士兵的成份与政治上的认识。三旅士兵成份一般地说来是很好的，除少数的哥老会、土匪与民团转变的士兵外，真正由田野出身的农民成份，几占十分之八。他们在政治上了解与认识在甘肃各白军的部队中，要算首届一指，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在他们脑海中是有深刻的认识。去年六月间，士兵互相谈话中，曾有哗变、打红旗的呼声。惜当时无人领导，结果只是呼声而已。今年一月后，陕甘边境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更给了他们以热烈的兴奋，我们曾经发现了士兵联络哗变、出去投到陇东红军游击队的呼声(这些士兵还是非同志)。他们说：“我们在王子元部下始终是得不到出路的。走!大家一齐到陇东红军中去。可是去后人家不容纳该怎[么]办呢?……教导队的学生，因为许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党的认识与苏维埃的影响更是深入，他们每周的讲演会，公开地讨论中国政治上的许多问题。有一次我在窗外窃听，他们有几个学生，痛快淋漓地大骂国民党的反动罪恶，红军游击队是怎么好，全场欢声雷动，空气极紧张。总之，我觉得发动三旅的兵变与高举红旗，在士兵生活这样困苦与政治影响一般扩大的现状之下，是在客观上给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最主要地还在党是否能很正确的领导他们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最严重的先决问题。

 Ⅲ、党的领导与团委过去工作的总结。……现在[对]党的工作，加以概括的叙述：

(1)同志的成份及分布。民[国]十九年，自有党的组织以来，直至今年一月，所有的同志尽是官长，没有一个士兵。据团委的负责同志谈，今年二月间，接到省委积极发展士兵运动，党在军队中士兵基础的指示，才开始了初步的转变，积极从下层着手。现在组织上大概的估计，官长同志约三十五六人，士兵同志约五十七人，共九十余同志。可是这一组织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在斗争中加入的成份，仍然是和平机械的发展。现在同志的分布：第一营，官长同志九[人]，除营长外，连排长几乎都是。第二营，同志约二十余[人]，营长、连长、排长共六人，余为士兵。第三营的兵士是由当地民团改编过来的，完全是靖远系，没有一个同志。第四营(即炮兵营，驻防海原)，有同志十余[人]，除营长外(营长是开除了的同志)，连排长有四五个。第五营(骑兵营)，同志×十人，营长一，排长二、余为士兵。特务营(即王子元的基本部队，枪支充足，子弹充足，战斗力强)没有一个同志。教导队有同志二十五人，官长六人，余为士兵。司令部官兵同志五人，炮厂工人同志五、六人，党的基本队伍是第二营及教导队。

(2)  (略)

(3)党的经常工作。支部及小组会等能经常开会。可是这些会议，对于斗争问题、政治问题是不讨论的，每次很机械的政治报告(事实上是消息报告)，看文件、工作报告、介绍同志、批评、开会经常是这一套，把同志弄得讨厌极了，一点兴趣都感觉不到，结果工作仍然没出路。

(4)团委的政治领导。团委是由五人组织的(书记——副司令、组织——执法队长、宣传——教育队×同志。此外，副官一，士兵一)……。  (略)

 Ⅳ、我们到后的工作。这里应该说到的，我们去后，看到环境的恶劣与同志间一部分的反动。××同志除过参加团委会议外，终日关在房间里，再不能[有]任何方面的活动。所以，一切应做好的工作与各种指导都由我一人去负责。现在将到后的工作，概略报告如下：

(一)团委的改组与士兵斗争的发动

(1)团委改组。团委会议经过我们的催促，直到去后的第三天(四月三十一日)才算举行了。此次会议，除过党的工作报告外，便是目前的政治形势的讨论与游击队的发展；在甘北群众斗争中的关系(由我负责报告后讨论)；最后一项团委改组，改组后团委仍由我[们]五人组织之。计参加士兵二名(教导队高同志与第一营×同志)、官长二人(张秀山同志和石子健同志)，书记由我负责。这样大致决定后，第二天便召集了新的团委会议。(2)士兵斗争的发动。在新的团委第一次会议上，就详细地讨论了目前士兵群众斗争形势与马上应当发动的几个士兵斗争的问题。当时认为士兵迫切地要求不是要饷，而是要求发夹衣、发鞋袜、发三分菜洋。于是就将这种要求作为鼓动群众的中心斗争口号，这一次我们计划要爆发一个整个部分之士兵向反动官长的斗争。这一斗争，因为我们加紧了士兵群众的鼓动，加紧了士兵与好的官长同志的动员，于五月三日晚，先后向王子元提出，限立刻答复，结果王子元非常恐慌。于是便答复，已由兰州领取，不日可归，无再缝的必要。可是现在给每个士兵缝单便衣一套，马上即发(第二天某队已发了)。至于三分菜洋，亦立刻发给。过去积欠之菜洋，酌量递补。这一斗争真是得到了完全胜利，给士兵群众以不少的兴奋与鼓舞。(3)参加了几个小组会议的经过。我在团委改组后，三天内参加了相[将]近十五个小组会议(官长组二，余为士兵小组)。会议的中心内容，第一，彻底为暴露团委过去的消极怠工与改组的意见，这一报告引起了同志[们]热烈的发言，给我报告了不少的过去团委工作消极的材料；第二，报告了陕甘两省群众生活的痛苦与陕甘游击队的产生、发展及现状，同志们问了我陕甘游击队最近的情形；第三，详细讨论了士兵目前几个主要斗争问题与具体决议；第四，把南方红军与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积极扩大到每个士兵群众的脑海内，教导队规定几个讲演题目，在大会[上]公开讲演。其他部队，除过士兵下层个别的鼓动外，官长同志每天召集士兵训话，报告陕甘游击队的情形，这一次的会议给了士兵非常热烈的兴奋。当我报告了陕甘游击队的情形后，有几个士兵同志即提出马上动员士兵到陕甘边区境[内]去当红军。这样，一洗过去士兵感觉不到一点兴趣的小组会议的沉闷的空气。

（二）第一次兵变发动的计划与具体决议

(1)深刻地估计了客观的环境。在第一次团委会议上，得到了第一小组会议各种材料后，马上就讨论到立刻发动的问题。我们估计了客观的环境是这样的：第一，王子元自今年一月我们领导下的第一营兵变后，就根本知道我们的无能。所以，他的进攻是时刻加紧的，如特务营的扩大(人枪精壮，子弹充足)，骑兵营的暗中收买(用金钱收买)，对于同志中关系的破坏，拉拢排挤（收买同志甲向乙进攻），好一点的官长同志的撤差（如二营四五个官长的撤差）。尤其两三月内的斗争，在王子元看得明显地是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不敢保定王子元某时期解决我们的。第二，王子元是甘肃的杂牌部队，当然非孙蔚如的基本[力量]。孙蔚如是久想解决他们的(如打王宗仁匪部，收王好枪五十余支后，借口曰误会)，况C、P包办其间，久为孙蔚如所清悉，其所以不急于下手者，乃因兰州初定，陇东有事，马鸿宾亦有西上消息，是想利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解决之。总之，我们也不敢保定孙蔚如某时某刻解决我们的(那几天孙派[军]队来靖的消息很高，由水路走，一天可到)。第三，士兵斗争的成熟，时时刻刻准备哗变。这一次斗争的胜利，是解决不了他们根本的要求，我们等到士兵拿枪跑完了，然后才发动，岂不是笑话吗?第四，在国民党军阀大量围剿陕甘游击队的时候，能很迅速地配合着王部的兵变，在政治上当有非常之大的影响，这一种估计得到了团委全体同志的同意，于是便讨论到兵变的具体问题。我们当时对于双方力量比重的估计，很清楚地认识了优势却在王子元那一方面呢。我们依靠的第二营，只有八十余人，八十余[支]枪；教导队有五十余人、十余支枪，子弹又极缺乏(每枪平均只三排子弹)，而敌人的特务营就数倍于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就用很巧妙地拘捕反动长官的办法，以解决全部。当时有一很好的机会，开会是礼拜四，而礼拜六是教导队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王子元一定要到场(通常王子元是不到司令部的，不出公馆的，他的公馆是有极可靠的特务营保镖)，那时我们很巧[妙]地将王子元捕住，叫他下命令收特务营的枪械。我们同时动员二营教导队和骑兵营的一连解决第三营，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至于海原，我们在前两天曾派由陕北特委派来的王麻子前往，专门给以举行兵变的任务。这一计划，除过几个负责同志外，只能通知执行这一任务的几个同志。当时决定的口号是：“哗变过来，杀死反动的官长，投降到红军游击队去”。(3)为什么中止发动呢?这一计划必须通知两个人，一是副司令张东皎同志，一是教导队队长苏醒民同志。当我和他们两个谈到这一计划后，苏同志最先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和王子元的对比是敌人方面占绝对优势，特务营向我们一反攻，就没有办法了，其他官长靠不住，不如候兰州领下来的枪到手后，再作定论。我说，这根本是空想，兰州枪能到与否不敢定，到后能否分配到我们手里更是问题。那时你说给我们补充了，但给王子元的基本部队同样的不是补充了吗?那时还有什么办法呢？最奇怪的，他们要候到兰州的兵变(那时我们听见兰州有两营人要哗变，详后)，靖远才有办法，这根本是拒绝兵变的。至于张东皎和苏醒民同志的意见一样，可是他开头便说：“你们看我们是机会主义，我觉得还不成[是]，因为……(即吻合了苏的意见)。”此两同志的意见是这样，而另外有些同志估量说：把王拘捕，特务营枪交不来，因为他们是土匪成份，一个人出去都有办法(我们估计事实是这样)。再则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因为张、苏反对，也不赞成这样去冒险，至少是动摇的。团委针对这种情形，觉得兵变的总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变更，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得有重新决定的必要。

(三)第二次兵变的发动计划与具体决议

(1)团委的第三次会议，依然同意于上次会议关于客观环境的估计，此外还多了一种新的反动势力——王子元的参谋长杜香亭，对于我们的进攻不遗余力。但因士兵群众没(有]一个不咒骂他，就是许多官长也视他为仇敌，他没有什么力量。这次由孙蔚如派来的姚少[绍]芳(过去是同志，反动后开除，听说现在是第三党，泾阳人)，为运动参谋长和杜大起冲突。姚依着孙之势力，威胁老杜，此时孙要逮捕杜，令王押解来省。杜偷跑后，王子元即委姚为参谋长。姚上台后，我们估计他对我们进攻是绝对无可避免的。若和王子元勾结起来(起先因地位关系和我们还要好)，那比杜香亭还利[厉]害十倍。因此，在迅速发动的原则上另谋新的更技术的方法。(2)发动的具体办法是：那几天王姚协商加紧整顿部队，军事会议也经常举行，也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军事会议出席者[是]全体官长，护兵马弁不过十来人，而且司令部距二营很近，我们计划：他们会议期间，用一营兵士将司令部包[围]，收枪拘捕一切反动官长，这时整个部队我们便有办法了。谁知变出仓卒，反动派已先我而发动了。(3)王子元预先下手。姚少芳上台后，即以整顿为名，和王子元终日会商机密大事。五日晚十二时，将副司令卫兵枪交械(自来[得]手枪一、大小手枪二)，副司令软禁，门前加岗，不准出外。另外，将执法主任王汝霖[儒林]及执法队枪械一律收交[缴]，(计手提[式]一、步枪十余支)。第二天约八时，调特务营与骑兵营进城，将教导队长枪十余支、迫击炮两门一齐收交[缴]。一般同志，大起恐慌。当时团委会议决定赶晚间哗变，还可得一部分实力(可笑那时还有同志不主张哗变，理由是与张东皎有害，[会]因此被捕)。决定后，我即和冬阳两人化装出城，移住东关，布置一切(东门由第二营守卫)。(4)五日晚的哗变。[按]当天晚的计划，哗变部队有二营，教导队一营第一连、骑兵第二连、三连，统[总]计不下四百人。但赶到晚八时，只[拉]出二营全部(营长也走)，一营一连、教导队十人，骑兵营因驻防西关未能举动，总共带出去的约二百余人，枪一百余支，手榴弹、大刀很多。预先决定当晚到东湾子(距靖远三十里)，将王秀甫一连人的枪械交[缴]后，还可补充四十余支枪。但走时带路的同志将路领错了?我和冬阳没有和哗变出去的跟上，跟踪追一晚，到第二天(六号)八时，还无下落。我们走到了东湾子，才知出去的同志没有实行预定计划，反向海原退走了。(5)哗变后失败的经过。上边已说过，哗变后的部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解决东湾子的白军，只是惊惶失措的拼命地跑。但钱没有带，干粮又没有准备，走到大[打]拉池(距靖远七十里)，追兵已到。王子元自二营变后，当晚没法追，第二[天]拂晓派骑兵近约三连(八十余人，都是由各营抽调的精锐，以第三营特务营为多)，准备三、四日的干粮，追到大[打]拉池。前卫尖兵，已与变出部队接触。变兵即由该地折向东山进去，开始布置，而追兵已经四面包围上去，我们的变兵即与之接火，酣战一日，拼命冲锋一次，几乎将追兵击散(战斗员表现了十分的勇敢)。追兵采取的方法，不与我们开火，只是穷追不离左右。我们呢?进山后，四面高山峻立，毫无村落，不用说饥后没饭吃(战斗员开火一日，未吃一点东西)，就连水也没有的了。渴后只将山上的积雪不住的吃，这时指导[挥]员心慌，战斗员更是慌惧之极，而追兵又羁绊着不离左右，于是为了抵御敌人的穷追，决分三部分，一部分向海原一路走，一部分[去]静宁；一部分跑到定西，追兵因而没办法回去了。但当走海原的这一部分，当即交械，士兵俘虏十余人，连长张秀山、申因生同志被捕，这一部分可算失败。到静宁的一部分，走至一村落的地方，在一天以内，当地回民集合起六百余人，手拿梭标、大刀、铁盆、来复枪，在民团指挥下，将我们包围如铁桶相似。这时各山头被人占领，四下喊声大震，而我们地理又生，几次冲不出去，子弹也消耗完了，战斗员又极恐慌，没办法只得将枪交了。距[谁]料交枪后，民团更大胆地追上来，非要命不可。苏醒民和几个同志都受伤，各逃生命，这一部分也算完结。去定西的一部分，因为没有领导的人，至内关[官]营(定西重镇)被清乡局收[交]械，各人分散回家，这是失败的大概经过。总计时日，才止六日耳(冬阳和石子健穷追五六天，没有追上，后返兰州去了)。(6)几个严重的教训。这次惨痛的失败，给我们以不可磨灭的教训。第一，没有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只是终日忙于奔跑，不能向群众解释我们是什么(当时红旗已打出，自称红军游击队)，不能给群众以最迫切的利益，如分粮，拘捕豪绅。因此，在甘肃落后的群众更认[为]我们是土匪，与他们毫无[不]相关，自然不能与[予]以积极的拥护。在战斗员方面，不能给他们反映群众的伟大力量，只会[使]他们觉得孤立无援，前途太危险了。第二，军事上更是一塌糊涂。当[王]子元的追兵将我们(苏醒民)包围后，指挥员不能给士兵以鼓动，增加勇气，只是跑到山头乱喊着：这里包围上来了!那里也发现敌人，不得了了！……以胆寒士兵的战斗力。而吕营长振华同志在追兵紧急的时候，给士兵说：……。士兵听到这话马上灰心大半，……逃者很多。在队伍分散的时候，原是战略上不得已的办法，固无不可。但是要紧地是分散后，没有决定某日某时于某地集合，以致一分开，集中不起来，使敌人(民团)得以各个击破，不费吹灰之力。第三，士兵的缺点，是没[有]游击战争的锻炼，平常过着安逸的生活，在后方有粮秣等问题，有援兵。可是一出去，便失掉了单独的战斗力，唯长官的命令是遵，长官没办法，他们也就非失败不可了。

V、我到兰州的任务：

(一)为什么到兰州?我和冬阳在兵变后的那天晚上，和队伍失掉关系后，直追至第二天下午还未追上。这时，我们便讨论了一个办法，令我到兰州执行另一个任务。他们穷追，于是，便在一个田野无人的高山上分离了，约四日而到兰州。我到兰州的任务：第一，由兰州新领到的五十支枪、两千粒子弹、一千五百余套军衣，即做为此次出去部队的补充，今年二月间，孙蔚如部交王子元五十余支枪，后因误会，故王派机枪连长杜鸿范(杜斌丞儿子，一借杜斌丞面子，要求领还，并领单军衣。当我们未发动前，已得兰州电告，谓：所领各节已如数领到。第二，我在靖远时，接兰州密信，谓孙部×××团酿酝哗变两营，且用[有]党的组织的领导。我预备到兰后，实观其动静，如果有可能，则非但有两营即拉出两连也是很有意义的。到兰只三日，冬阳等也来了，答以穷追五六日，盘费用尽，还没追上，但还不知道出去部队的消息。第四日苏醒民同志到兰，才知道出去的部队已经失败了。虽然如此，但我们对于兰州的工作，还是不能放松的。

(二)到兰州后的工作。我到兰后，即由孙部的军支×××团长接上头。经我详细的××之后，才知道没有可能(另详)，故集中力量实现另一个任务。(1)购买枪枝，新领到的五十余支，有些不适用，且铅枪[原文如此——编者]居多数，于是活动款子，购买枪支。凡费十余日功夫，得到洋一千一百余元，买长短枪(都是顶好的老枪)十三支。此款子以××同志帮助为最多。(2)活动枪支及子弹。我到时，铅枪完全没有子弹，后经各方活动，得钢铅枪子弹八千发，连先前领到的共有十二箱。至于枪支，经活动结果，杜××送手提机枪两架、匣枪两支、手枪一支，顶好者。七九步枪三支、手枪子弹五十排(计五百粒)。冬阳经××介绍，得见老邓[指邓宝珊——编者]，结果送匣枪两支、子弹十排，总计连先前孙蔚如[的]约八十支枪。(3)杜鸿范是很好的一个群众，当我和他谈到陇东游击队的情形后，很热烈地说：“我此次不回靖远了，把枪拿上到游击队去”。此时，我们枪支、子弹、军服……都有了。但必须召集群众才可。于是将旧日队伍中下来的，此次靖远失败后跑到兰州的，现在军队中的，从别处到兰州没有办法的同志，一齐集合起来，总共约七十余人。(4)出发以前，我们得到确切消息，海原几个同志被捕，经子元先一天释放，第二日部队全部哗变。因此我们派了两个很忠实的同志，前去接洽，告诉他们新的计划，究竟能否接到，当我离开兰州时还不知道呢! (5)出发后的计划，当出发前，开了一个会议，出席同志九人，决定：a．游击区域在靖、海一带，秘密派同志到靖远，将王部还存在的同志一齐哗变出来。总之，务必将王子元全部解决才回陇东。b．在游击战争中执行几个主要的游击纲领，分粮分土地，拘捕豪绅，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c．军队组织，暂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八支队，支队长张在俊、副队长杜鸿范、政治委员杜润芝(前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理论很好，对党的认识不错)。支队下的两个大队长，由群众大会选举之。

 出发是五月二十五日早八时，数日后，我听到他们走到距靖不远的北湾子，王子元派骑兵接军衣，还被他们收交[缴]一部分枪支。此后的消息，当我离开兰州前再不知道。

仪三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于西安

(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   （责任编辑  王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