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杨铁英同志

时间：1991年5月10日下午            

地点：南河滩小区14号楼四楼杨铁英家

采访人：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袁志学      

资料整理：王柏华

杨铁英家有一张1977年5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的500人左右合影，杨铁英作为当时甘肃代表团的会议代表身在其中。

笔者在杨铁英家的客厅落座后，根据我们的采访提纲，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兰州市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自己在沙井驿砖瓦厂的经历和感受：

“1969年10月15日，市委派我去红卫砖厂主持工作，当时有两个厂，一个是红旗，一个是红卫。两个月以后红卫和红旗两个砖厂合并，改为沙井驿砖瓦厂。”

1970年12月，红卫厂和红旗厂合并，天气已经冷了，按一般的情况就要停产，但当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情况下，杨铁英急了。军代表是一把手，天天抓阶级斗争，完成生产任务压在了杨铁英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杨铁英决定机关人员除了财务、保卫及食堂工作人员以外全部下基层工作。杨铁英说：“我们干部在第一线干重活，工人能干的我们都能干。干部们一人一把铁锨，一人一个架子车，挖土运土。干部们所在的二车间，经过两三天的劳动以后，由于劳动强度太大，休息时坐下后想站起来都困难。”杨铁英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干部，认为这活不是人干的，绝不能这这么干下去，得想点办法改变蛮干且累死人的现状。杨铁英回忆说：“我看见一个小的挖土机，工作人员说是技术员胡万忠用边角料做的，尽管能力小，还是比人力要好一些，如果要是再大一些，这样的机械再多一些就更好了。”得知这一情况后，杨铁英将胡万忠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希望他继续研制新的挖土机。谈了两次话，胡万忠坚决不答应。杨铁英急了，第三次找到胡万忠，对胡万忠说：“你能搞小的，就能搞大的。”胡万忠是20世纪50年代工校毕业生，对这件事情信心不足，没有答应杨铁英的要求。胡万忠对杨铁英说：“我能搞小的当然就能搞大的，我看你很有诚意，就向你说实话，这事如果成功了是好事，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和大家的努力，可是万一失败了，那就是用技术搞破坏，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二十四岁就当了右派，有人要想将制砖机的轴搞成方的，我说把制砖机的轴搞成方的肯定不行，结果被认为是抵制党委书记，结果被定了右派，让我再犯一次错误，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再也爬不起来了。”杨铁英让胡万忠拿出笔记本，记录自已所说的话，对胡万忠说：“搞技术革新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搞成了有你一份功劳，万一失败了由我负责，将来要杀头，杀我的头。”听着杨铁英的活，胡万忠流泪了，答应杨铁英在砖厂进行技术革新，并考虑具体的实施方案。

杨铁英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沙井驿砖瓦厂搞技术革新的事：

“两三天之后，我们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挖掘机的问题，尽管阻力很大，但最后还是决定1970年—1971年搞十一台电动挖土机，设计是胡万忠等的事（由技术科负责），加工是生产车间的事，原材料由供销科负责。开始干的时候，我带队拉练去了，回来后发现有人提意见、吹冷风，当时的二把手郭金柱耳朵软，人家一吹，大部分工作下马了，相当一部分人停下来了。一个来月后，我认为不能下马，决定开党委会。会上，郭说下面意见很多，风险较大，我说工作哪能没有风险，你说朝鲜战争没有风险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爬山吧！你们认为只要大的方面没有问题的话，你们放心干，出了问题、有风险我担着，杀人就杀我吧。”

杨铁英继续说：

    “当年十一部挖土机都搞出来了，当时尽管困难很多，我们也发动了各车间的一些群众，搞到材料的给记工分并表扬。一年后，搞了三百台瓦坯摩托车以及升降机和12^#、11^#生产线。其中11^#生产线由西北设计院来了二十多个人，后来看他们的技术还不如我们的技术，一些机械不能动。于是我们现场办公，现场改造，机械终于转起来了。以后，我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攻关。后来搞13^#生产线的时候，得到了省委书记宋平同志的支持，（我和宋平40年代在东北有点关系）。市上也加大了支持鼓励的力度。兰州市第一书记胡定发、兰州市委书记关守信也支持我们搞技术革新。11^#生产线差80万元钱。找谁谁不管，我急了。关守信让我找胡定发，我就找去他办公室，秘书说上榆中了，于是，我便坐着吉普车去榆中。找到胡定发后，胡定发叫我跟他一块吃饭。饭后，我汇报了厂子里的情况，说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要停工，进度就要推迟半年。胡定发被我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帮忙。胡定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杨铁英干劲很大，你们能不能给一点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结果给钱的事定了下来，由省计委给。关守信给我300吨铁。精神上，宋平经常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搞成了我组织人去参观’。我给他打电话说：‘煤用完了，窑要灭火了，要是不送过来就要灭火，再次点火我们的损失就大了’。宋平派来个同志，看到煤都过不了夜了，就派人调车运来了煤。”

“当时的环境下，像我这样不识时务的人已经不多，人家抓阶级斗争，我搞生产，人家说我死不悔改。有人说，江青同志说过：‘穷革命、穷过渡’，我说没有物质的东西就是不行的，当八路、打鬼子也要吃饭，红军长征没有饭吃，也得吃树皮充饥。搞技术改造就得用人才，尊重知识。人家说胡万忠等人是右派，有些人出身不好，有人有海外有关系。当时的沙井驿砖瓦厂，技术人员很多，尽管他们有的是历史反革命，许多所谓有问题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改造，因为这里最能改造人。我们用他们搞技术、教学生，他们不能教1+2=“打倒共产党”，只能教1+2=3。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将他们打倒吗？我是1980年离开砖瓦厂的，到1975年砖瓦厂生产翻了一番。在那样（阶级斗争）的形势下，阻力很大。后来有人罗列“三十七条罪状”将我告到毛主席那里。我说我们的工人饭差、饭脏，工作之后让他们能洗个澡。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工人们高兴。后来砖瓦厂搞了一个奶牛厂，解决儿童吃包谷面糊糊的问题，自己喂奶牛，别人说不行，说这是不务正业，编制从哪里来。我说，上不了生产线的残疾人参加一些轻的劳动是可以的，从职工福利基金里拿出钱买了12头奶牛。江青指示：要严肃查处。市上派了三个人调查，这三个同志还讲原则，也没有查出啥问题。”

“关于质量问题。1971年就开始抓，比起现在来不是那么细，但也不放缓，生产组、车间、工人都在检查。工人自检、车间检查、工厂抽查。与此同时，我们设法对干部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胡万忠讲日本的技术课，华罗庚的几个助手我也请来给工人们讲优选法。政治、技术、文化一起对职工进行全面培训。厂办培训班对政治、文化进行干部，车间在工作实践中进行技术培训，培训后进行考试，对年轻人要求高，必需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否则，进级、升工资都受影响。工人普遍存在文化再高也是一个砖瓦工、学习文化没有什么用处的思想。有些年轻人思想上很自卑，回家后说不在砖瓦厂上班，而在黄河北的“五一二”。我们让年轻人从土质的成份学起，学习烧砖学问，土壤含铁的成份，砖的性能等。因为要搞生产、抓技术，没有文化基础知识是不行的。”

“关于利用煤粉搞综合治理。从50年代开始我就利用燃烧后的煤粉作原料生产砖瓦，刚开始是白用，而且兰化公司方面帮助拉到厂里。以后开始要钱，看到我们有一些成效，就涨价。我们利用翻斗车拉。当时我们只有5部破车，有2部自己组装的车还让交警队没收了。当时车辆紧张。我派谁也解决不了。后来，谁拉我一车砖，我就让他给我拉一车煤粉，这个办法好，但不久，五零四厂军代表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把我告到胡定发那里去了。我说别的我不懂，但我知道没有煤烧不了砖。省上给了我8部翻斗车，以“检查错误”作为条件。”

砖瓦工业在旧社会：“头顶瓦块背驮砖，脚踩泥巴汗不干，累弯腰骨跑断腿，砖瓦窑前尸成堆。”解放前后，技术落后，在生产上还是以前的镢头、铁锹、架子车和三、四十年代外国技术生产的制砖机。杨铁英说：“不靠天、不靠地、不靠苏联靠自己，坚决走自己的砖瓦发展的道路——搞技术改进、技术革新。电气液压自动控制砖瓦机设备的调试、安装进入最后关键时刻，工人们日夜会战，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三个人工作两个人干，抽出一人搞会战”。一次，老工人、共产党李保清脚被砸伤，鲜血直流，同志们都劝他回家休息，他却一直在工地上。“要是不搞技术革新，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大庆人不仅靠战天斗地的精神，还靠技术革新，才成为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71年，在设备、材料、技术紧张的情况下，制造出了160多台机械设备，使采土、运输、装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以后又制造出了制坯机、挤瓦机等设备。”

杨铁英等人在沙井驿砖瓦厂搞技术革新的事，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甘肃日报》发表了《打开群众智慧的宝库》的文章进行宣传报道。 1974年10月15日，《甘肃日报》发表了《记兰州红卫砖瓦厂建成机械化制瓦生产线先进事迹》的报道（有砖瓦厂生产线照片），1975年1月28日，发表了杨铁英署名的《干革命就要有那么一种精神》，1976年4月24日，发表了《沙井驿砖瓦厂科学实验蓬勃发展》的文章。